候，他即宽容地看着你，多少有些矜持地笑着。我又感受到一种忘年交甚至是长辈与晚辈间的那样一种亲情。席间，我接过酒馆老板的话茬儿，说到要在他72岁诞辰的时候与朋友一起给他祝寿。后来，我知他是将这话告诉给他的家人了。当我远在上海，朋友电告我先生突然去世，先生的女儿恩大女士一边哭着一边提到玉堂要给父亲办生日酒席的，“可就差几个月，父亲就没捱到……”我在电话那端泪水就哗哗的……

那个沙龙还是办起来了，他竟预先准备好了讲话稿。席间，他告诉我，记者发消息的时候一定要提团结和繁荣的字样啊；下一次活动的事你再跟心田商量商量；有老先生要去卫生间，他又趴到我耳朵上：你扶他去玉堂……

此后即逐渐熟了。他好像挺喜欢我的性格，他是于背后说过我人品文品俱佳之类的话的，当面也说过；他也说过其他许多作家的好话，我从没听他说过哪个作家不好的话。他以长者的宽容和学者的严谨，以身作则、一点一滴地做着促进团结、繁荣创作的工作。

他对我个人的创作又是那么关心与细心，连外省的报纸上提到我作品名字的文章他都注意到了，尔后再转告给我；还有我个人的一些私事，他都是那么尽心尽力。有时没办成，他又表示过意不去。

……可惜的是，我与他相识相交得太晚了，也太短了。

依然是那个小酒馆，依然是老板过来敬酒，但已物是人非。朦胧中，先生的音容笑貌是那样的清晰，一只胳膊还吊着，他那么慈祥地看着我，我仿佛又听到了他的声音：别说了玉堂……那就不、不说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