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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救了我的苏联红军……”
最后,路易·马尔丹·肖菲埃先生断言:
“克拉维钦科的书只会对德国有好处。他不仅背叛了自己的祖国,而且
背叛了所有的盟国。他试图分裂他们。在战争期间,他的行为是在为德国人
帮凶,在战争胜利后的今天,他的行为是在破坏来之不易的世界和平。”
共产党议员、前部长弗尔南·格雷尼埃接着发言,随后作证的是皮埃尔·德
布雷,《基督显现》报社的记者。他说:
“我不是克拉维钦科的政敌,但我准备以事实和理性对他的书进行历史
的批判。凡是看过《我选择了自由》书的人都不难发现,书充满了赤裸
裸的恶意和怨恨,它完全视苏联人民的伟大建设成就,完全忽略了苏联在
反法西斯战争作出的卓越贡献。书的荒谬与偏见是看即知的,它完全
不顾历史事实地将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与法西斯德国相提并论,这难道不是
在刚刚获得和平的世界上散布仇恨与敌对的种子吗?我们有理由相信,凡是
个具有健全理性、热爱和平的人都不会写出这样本偏颇的书来的……”
1949年1月26日第三次庭审,史学教授让·巴比把听众引入这次诉讼
的真正意图:克拉维钦科是书的作者吗?巴比先生语言坚决地断定:
“这本书没有行是出自克拉维钦科之手,俄国学从未存在过这样
的体裁,它属于美国民间风格。”
原告的律师乔治·伊扎尔起身抗议:
“请问巴比先生凭什么断定此书不是俄罗斯风格呢?我请求法庭对如此